良渚文化是哪個朝代

　　良渚文化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qū)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qū)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良渚文化是哪個朝代？下面跟著小編一起去看看吧。

　　良渚文化是哪個朝代

　　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huán)等；另外，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遺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處余杭區(qū)瓶窯鎮(zhèn)。1936年發(fā)現(xiàn)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余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zhèn)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虞朝子民聚居的地方。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fā)現(xiàn)地點良渚命名，是為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2012年良渚遺址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chǎn)預備名單》，2018年，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

　　考察發(fā)掘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nóng)業(yè)已相當進步。稻谷有秈、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yè)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shù)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xiàn)和信仰，并逐步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xiàn)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qū)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為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fā)現(xiàn)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qū)。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fā)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fā)現(xiàn)的啟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fā)現(xiàn)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fā)現(xiàn)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分布密、類型多、規(guī)格高的遺址群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fā)現(xiàn)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huán)繞的城墻。這個大發(fā)現(xiàn)標志著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fā)現(xiàn)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遺址發(fā)現(xiàn)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fā)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fā)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xiāng)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件常散落著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shù)氐?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么聯(lián)系呢？良渚為什么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fā)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diào)查的想法。經(jīng)過多次的調(diào)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后，在館里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fā)掘。

　　1938年秋，《良渚》一書問世，引起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矚目。1959年底，考古學家夏鼐命名這一新石器文化為“良渚文化”。

　　出土文物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質(zhì)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輪制，器形規(guī)則，圈足器居多，用鏤孔、竹節(jié)紋、弦紋裝飾，也有彩繪。玉器發(fā)現(xiàn)很多，有璧、琮、璜、環(huán)、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與良渚遺址同類型的遺址，在長江下游的蘇南，直至錢塘江以南的地區(qū)，分布較廣，考古學界統(tǒng)稱為“良渚文化”。據(jù)對有關(guān)遺址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700～5300年，先后延續(xù)達千年之久。

　　1986、1987年，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財富的玉器和象

　　198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長江北岸的浦口營盤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等遺物。其中出土了最早的龍形玉飾件。這兩條龍一條是"抬頭龍"，脖子是往上抬的，另一條則是"俯首龍"，龍頭是往下彎的。[3]

　　征神權(quán)的玉琮和象征軍權(quán)的玉鉞，為研究階級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使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對舊藏玉器重新鑒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誤認為是“漢玉”（實際上是良渚玉器）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出土的絲織品殘片，是先摷后織的，這是我國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絲織實物，這塊距今4700—5200年的絲絹堪稱“世界第一片絲綢”。王遂今先生（《吳越文化史話》，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等論證，“絲綢之源”起源于長三角，上古黃河與西北是從河姆渡、良渚等江南絲綢文化北傳過去的。1994年又發(fā)現(xiàn)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確認是人工堆積的大土臺，土層最厚處達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見�？脊艑W界認為“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

　　歷史時期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長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尔i冠子》記載說“成鳩氏之國……兵強，世不可奪”，實際上就是說良渚文化集團的武力強大，天下無敵�？脊叛芯勘砻�，在良渚文化時期，農(nóng)業(yè)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yè)趨于專業(yè)化，琢玉工業(yè)尤為發(fā)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xiàn)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成熟文字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發(fā)展分為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數(shù)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huán)太平洋擁有玉傳統(tǒng)的部族中，獨占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xiàn)了為數(shù)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chǎn)已相當發(fā)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nóng)具看，良渚人已擺脫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xù)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為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zhì)細膩、造型規(guī)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gòu)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魚鰭形足的鼎、袋足、鏤孔豆、貫耳壺、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橋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泥質(zhì)黑皮陶較為常見，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jié)形把的豆、貫耳壺、貫耳罐、侈口圓腹罐、簋、大圈足盤、寬把帶流杯等。

　　文化背景

　　良渚文化是環(huán)錢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fā)現(xiàn)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圣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錢塘江地區(qū)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qū)的良渚、瓶窯兩鎮(zhèn)。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fā)現(xiàn)，發(fā)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劉裕是哪個朝代的

　　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輿，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彭城縣綏輿里，生于晉陵郡丹徒縣京口里，西漢楚元王劉交之后。東晉至南北朝時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軍事家，南朝劉宋開國皇帝（420年—422年在位）。

　　劉裕自幼家貧，初為北府軍將領(lǐng)。自隆安三年（399年）后，對內(nèi)平定孫恩和桓玄，消滅桓楚、西蜀、盧循、劉毅、司馬休之等割據(jù)勢力，使南方出現(xiàn)百年未有的統(tǒng)一局面；對外消滅南燕、后秦等國，降服仇池，又以卻月陣大破北魏，收復淮北、山東、河南、關(guān)中等地，光復洛陽、長安兩都。即位后，又派兵南征林邑國，使其全境歸附。

　　永初元年（420年），劉裕代晉自立，定都建康，國號“宋”，史稱劉宋或南朝宋。執(zhí)政期間，吸取前朝士族豪強挾主專橫的教訓，集權(quán)中央，抑制豪強兼并，實施土斷，整頓吏治，重用寒門，發(fā)展生產(chǎn)，輕徭薄賦，廢除苛法，親自聽訟，振興教育，策試諸州郡秀才，舉善旌賢，并多次遣使訪民間疾苦，改善政治和社會狀況，終結(jié)了門閥專政的時代，奠定了南朝“寒人掌機要”的政治格局。他對江南經(jīng)濟的發(fā)展，漢文化的保護與發(fā)揚有重大貢獻，并開創(chuàng)了江左六朝疆域最遼闊的時期，為“元嘉之治”打下堅實的基礎(chǔ)。被李贄譽為“定亂代興之君”，也有“南朝第一帝”之稱。

　　永初三年（422年），劉裕計劃出征北魏，結(jié)果還未來得及出兵，便于同年病逝，終年五十九。廟號高祖，謚號武皇帝，葬于初寧陵。著有《兵法要略》一卷，今佚。

　　人物評價

　　劉裕“奮起寒微”，以寒門庶族身份，依靠軍功和手中握有的北府兵權(quán)，登上歷史舞臺，他和他周圍的人們組成的寒人武士集團，開創(chuàng)寒人掌權(quán)的局面。在劉裕入朝執(zhí)政到稱帝的二十年中，他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力矯晉時弊政，加強集權(quán)，鏟除分裂割據(jù)勢力，努力發(fā)展經(jīng)濟。

　　劉裕先對內(nèi)平定孫恩和桓玄，消滅桓楚、譙縱、盧循、劉毅、司馬休之等割據(jù)勢力，使南方出現(xiàn)百年未有的統(tǒng)一局面；對外消滅南燕、西蜀、后秦等國，降服仇池，又以卻月陣大破北魏，收復淮北、山東、河南、關(guān)中等地，光復洛陽、長安兩都。即位后，又派兵南征林邑國，林邑國全境歸附。使黃河以南的大半個中國盡歸一統(tǒng)。

　　劉裕北伐取得的成就不容磨滅，后來關(guān)中雖復失，但河南、山東、淮北已劃入南朝版圖。將南朝的防線推進到了潼關(guān)、黃河一線，保障了江淮流域。后來的宋魏間戰(zhàn)爭，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為“元嘉之治”的出現(xiàn)提供了北部疆域屏障。

　　同時，劉裕對東晉以來的一系列弊政進行了全面的改革，集權(quán)中央，整頓吏治，體恤民情，輕徭薄賦，廢除苛法，賑濟窮人，減輕人民負擔，親自聽訟，興學校，策試諸州郡秀才。又實施“義熙土斷”，打擊豪強，抑制兼并。為“元嘉之治”打下堅實的基礎(chǔ)。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認為，劉裕是漢以后，唐以前的歷史中一位非常有作為的皇帝[45] 。李贄則直接以“定亂代興之君”贊譽劉裕，近代文學家魯迅說他是南朝唯一值得肯定君主。田余慶則將劉裕視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認為門閥政治終結(jié)于劉裕之手。劉裕代晉之后，門閥士族雖然仍然存在，但已無法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

　　白居易是哪個朝代?

　　白居易朝代：唐代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時，又遷居下邽（音guī）（今陜西渭南北）。唐代著名詩人，與李白、杜甫并稱“李杜白”。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鞏縣[河南鞏義]縣令，與當時的新鄭[屬河南]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川秀美，民風淳樸，白湟十分喜愛，就舉家遷移到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東郭宅降生了。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陽[屬河南]，享年75歲。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貞元十五年（七九八）進士，任翰林學士，左拾遺。因直言極諫，貶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后被召為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和年間，任太子賓客及太子少傅。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死時年七十五歲。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中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白居易作品分析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jù)其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guān)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閑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nèi),隨感遇

　　而形于嘆□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 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后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nèi)容區(qū)分,但也有參互 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閑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 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xiàn)。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于一時一物，發(fā)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chuàng)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 ,其 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xiàn)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采地黃者》 、《重賦》、《杜陵叟 》等寫農(nóng)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 、《賣炭翁》等

　　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 、《兩朱閣》 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 、《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 、《諭友》 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瓶》、《議婚》、《母別子》 、《上陽白發(fā)人》等為禮教束縛下婦女的悲慘命運發(fā)出控訴；《傷友》、《和雉媒 》、《天可度》等抨擊世風衰敗和人情澆��；《海漫漫》、《夢仙》等諷刺迷信神仙的虛妄愚昧。這些作品都稱得上心 苦力勤，直氣凜然。在廣泛反映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詩人對不合理的現(xiàn)象痛下針砭,如“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紅線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 食人肉”（《杜陵叟》），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框框。這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諷諭詩 在表現(xiàn)形式 上，多數(shù)采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縛戎人》、《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jié)生動，刻畫人情物態(tài)細致傳神，對發(fā)展中國敘事詩的傳統(tǒng)有積極的貢獻。另一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龍》 寫家家戶戶殺豬祭龍王，酒肉實際上喂了狐貍，而深居九重的龍王卻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繪出皇帝耳目閉塞 、官吏近侍貪污中飽和小民慘遭剝削的情況�！额}海圖屏風》則通過海中大鰲興風作浪、鯨鯢助威肆虐,造成“萬里無活鱗 ,百川多倒流”的 景象，為當時藩鎮(zhèn)割據(jù)、聯(lián)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實的寫照。還有把鶴、鳥、松、竹等動植物擬人化，用以表現(xiàn)社會生活中的各類人物及其關(guān)系，如晚年所作《禽蟲》十二章，就屬于這類寓言詩。無論是直賦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廣，取材典型，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明白曉暢。一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了“三、七”言的句式，顯示了詩人向民間通俗文藝學習的痕跡。

　　白居易軼事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后捧絲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游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據(jù)《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裝有美酒佳肴，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為止。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shù)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時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

　　素口蠻腰，蓄妓（這里的妓，相當于中國歷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度，直到暮年。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現(xiàn)代人形容美女說櫻桃嘴、小蠻腰或楊柳腰，就是從白居易那里學過來的。

　　白居易后來老了，體弱多病，決定賣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們跟著自己吃苦。但是他心愛的馬居然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和小蠻等對白居易還是蠻有感情的，都不忍離去。樊素感傷落淚地說:“主乘此駱五年，銜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憒。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白居易也長嘆道:“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返廟，素返閨。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何必一日之內(nèi)棄騅兮而別虞姬！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與爾歸醉鄉(xiāng)去來。”

　　當然最后于白居易70歲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后，世間應(yīng)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當然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游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nèi)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過。

　　徐霞客是哪個朝代?

　　答：徐霞客是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

　　人物成就

　　徐霞客的游歷，并不是單純?yōu)榱藢て嬖L勝，更重要的是為了探索大自然的奧秘，尋找大自然的規(guī)律。他在山脈、水道、地質(zhì)和地貌等方面的調(diào)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徐霞客對許多河流的水道源進行了探索，象廣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蕭、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盤江以及長江等等，其中以長江最為深入。長江的發(fā)源地在哪兒，很長時間都是個謎。戰(zhàn)國時期的一部地理書《禹貢》，書中有“岷江導江”的說法，后來的書都沿用這一說。徐霞客對此產(chǎn)生了懷疑。他帶著這個疑問“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查出金沙江發(fā)源于昆侖山南麓，比岷江長一千多里，于是斷定金沙江才是長江源頭。在他以后很長時間內(nèi)也沒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國家派出考察隊才確認長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還是世界上對石灰?guī)r地貌進行科學考察的先驅(qū)。徐霞客在湖南、廣西、貴州和云南作了詳細的考察，對各地不同的石灰?guī)r地貌作了詳細的描述、記載和研究。他還考察了一百多個石灰?guī)r洞。他沒有任何儀器，全憑目測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學。如對桂林七星巖十五個洞口的記載，同今天地理研究人員的實地勘測，結(jié)果大體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歐洲人才開始考察石灰?guī)r地貌，徐霞客稱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guī)r地貌學者。他指出，巖洞是由于流水的侵蝕造成的，石鐘乳則是由于石灰?guī)r溶于水，從石灰?guī)r中滴下的水蒸發(fā)后，石灰?guī)r凝聚而成鐘乳石，呈現(xiàn)出各種奇妙的形狀。這些見解，大部分符合現(xiàn)代科學的原理。

　　徐霞客通過親身的考察，以無可辯駁的史實材料，論證了金沙江是長江的正確的源頭，否定了被人們奉為經(jīng)典的《禹貢》中關(guān)于“岷山導江”的說法。同時，他還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瀾滄江等許多水道的源流，糾正了《大明一統(tǒng)志》中有關(guān)這些水道記載的混亂和錯誤。他認真地觀察河水流經(jīng)地帶的地形情況，看到了水流對所經(jīng)地帶的侵蝕作用，并認識到在河岸凹處的侵蝕作用特別厲害。他還注意到植物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觀察在不同的地形、氣溫、風速條件下，植物生態(tài)和種屬的不同情況，認識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緯度對氣候和生態(tài)的影響。對溫泉、地下水等，徐霞客也都有一定的科學認識。在徐霞客對地理學的一系列貢獻中，最突出的是他對石灰?guī)r地貌的考察。他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對石灰?guī)r地貌進行系統(tǒng)考察的地理學家。歐洲最早對石灰?guī)r地貌進行廣泛考察和描述的是愛士培爾，時間是1774年；最早對石灰?guī)r地貌進行系統(tǒng)分類的是羅曼，時間是1858年，都晚于徐霞客。

　　徐霞客在地理科學上的貢獻很多，對火山、溫泉等地熱現(xiàn)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對氣候的變化，對植物因地勢高度不同而變化等自然現(xiàn)象，都作了認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交通的狀況，對各地的名勝古跡演變和少數(shù)民族的風土人情，也都有生動的描述和記載。

　　徐霞客不僅對地理學有重大貢獻，而且在文學領(lǐng)域中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寫的游記，既是地理學上珍貴的文獻，又是筆法精湛的游記文學。他的游記，與他描繪的大自然一樣質(zhì)樸而綺麗，有人稱贊它是“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主要著作

　　《徐霞客游記》以日記體為主的中國地理名著。

　　徐霞客經(jīng)30多年旅行，寫有天臺山、雁蕩山、黃山、廬山等名山游記17篇和《浙游日記》、《江右游日記》、《楚游日記》、《粵西游日記》、《黔游日記》、《滇游日記》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遺有60余萬字游記資料，在去世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記》。

　　世傳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數(shù)種。主要按日記述作者明朝萬歷四十一年至明崇禎十二年間（1613年—1639年）旅行觀察所得，對地理、水文、地質(zhì)、植物等現(xiàn)象，均作詳細記錄，在地理學和文學上卓有成就�！缎煜伎陀斡洝烽_辟了地理學上系統(tǒng)觀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統(tǒng)考察祖國地貌地質(zhì)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繪華夏風景資源的旅游巨篇，還是文字優(yōu)美的文學佳作，在國內(nèi)外具有深遠的影響。

　　《徐霞客游記》被后人譽為“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在文學上的主要特點是：

　　（1）寫景記事，悉從真實中來，具有濃厚的生活實感；

　　（2）寫景狀物，力求精細，常運用動態(tài)描寫或擬人手法，遠較前人游記細致入微；

　�。�3）詞匯豐富，敏于創(chuàng)制；絕不因襲套語，落入窠臼；

　　（4）寫景時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時注意表現(xiàn)人的主觀感覺；

　�。�5）通過豐富的描繪手段，使游記表現(xiàn)出很高的藝術(shù)性，具有恒久的審美價值。

　　此外，在記游的同時，還常常兼及當時各地的居民生活、風俗人情、少數(shù)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間的戰(zhàn)爭兼并等等情事，多為正史稗官所不載，具有一定歷史學、民族學價值。《徐霞客游記》被后人譽為“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侯仁之、任美鍔、陳述彭、周廷儒等知名學者、專家為代表，對徐霞客研究和評價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突出的貢獻有三：一、論述了徐霞客及其《游記》的科學價值；二、肯定了《游記》在地學史和世界科學史上的地位；三是運用歷史唯物論觀點，論述了產(chǎn)生《游記》的社會背景。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指出：“《徐霞客游記》讀來并不像17世紀的學者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一位20世紀的野外勘查家所寫的考察記錄�！�

　　《徐霞客游記》內(nèi)容簡介

　　《徐霞客游記》的編輯整理和流傳，除了徐霞客家的塾師季夢良的幼子李介立（徐霞客的小兒子，為徐霞客侍妾周氏所生）作出了很大貢獻外，民間藏書家的珍藏、校訂、增補，也是《徐霞客游記》得以保存和流傳的一個重要因素。

　　《徐霞客游記》中涉及到生活中并不常見的名詞：很多古地名、古民族名和古代歷史遺跡。為此，后人不但對原文中的生僻字詞進行了詳盡的注釋，對于原文中出現(xiàn)的一些古地名也追根溯源，在注釋中將古地名的地理位置準確標示出來，減少了普通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地理位置描述的困惑和障礙，更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最后，后人按照整部書的風格選取了精美古樸的木版畫，配合圖說，或是概括性地介紹了書中出現(xiàn)的風景名勝，或是介紹徐霞客當年途經(jīng)之處的人情風物，呈獻給讀者的不僅是文字上的享受，更有一種文化和藝術(shù)美感上的提升。

　　徐霞客在游歷過程中曾經(jīng)多次遭遇險境，這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游玩的境界，而是徹徹底底的探險、冒險了。他這種執(zhí)著的精神被現(xiàn)代的旅行家們稱為“徐霞客精神”，所以徐霞客也成為那些富有冒險精神、探索精神的旅游愛好者們所推崇的對象。

　　《徐霞客游記》對于地理學家是一份珍貴的地理科學報告，對普通讀者而言，它更像是一本旅游指南，書中那一片片壯闊遼遠的風景，一座座高峻雄偉的山峰，似乎正在催動我們渴望冒險的心，在攀登中獲得樂趣，在探索中尋覓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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